“储户被赋红码”风波之后，数字治理的三层思考

完善数字治理机制，储户实现对技术运用的被赋治理

近日有媒体报道，河南一些村镇银行的红码储户前往郑州沟通“取款难”问题时，发现自己的风波健康码莫名变红。

该事件引发了舆论风波，后治理如果确实是数字思考有关部门为了防止储户聚集而予以赋码，那该行为将构成严重违法。储户健康码是被赋一种运用于防疫目的的自动化评级工具，运用了大量的红码个人信息。法律和人民之所以允许自己的风波这些敏感个人信息被使用，基于的后治理是防疫的必要性以及对政府的信任。

《个人信息保护法》明确规定，数字思考处理个人信息应当具有明确、储户合理的被赋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目的红码直接相关。而《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健康码管理与服务暂行办法》第二十四条也明确要求，加强个人隐私保护，为疫情防控、疾病防治收集的个人信息，不得用于其他用途。如果将健康码用于“防止维权”，这显然超越了健康码所设定的直接目的，构成了违法。同时，基于其他目的修改健康码数据，也严重违反了健康码赋码的基础规则，造成了防疫混乱，影响防疫工作的正常开展。

风险与利用之间的平衡，是数字时代的永恒话题。我们在利用数字赋能万业的同时，也警惕和担忧着数字技术滥用带来的风险。在行政领域中，一次恶性的滥用，不仅严重侵害个人合法权益，而且将动摇社会公众对于数字政府建设乃至防疫工作、法治建设的信任，损害现有努力所取得的来之不易成果，并对数字政府建设的长远发展带来不利影响。

这场风波现在已经受到了高度关注，相信这些储户健康码红码的个案问题将会很快得到解决，但更重要的是下一步怎么办，我们该如何吸取教训，防止相关事件的再次出现。其中一个关键就是，通过完善数字治理机制来实现对技术运用的治理。这包括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新技术的运用只是改变了具体的治理方式和治理工具，并不折损公民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因此应当坚持和贯彻现有法律法规的明确要求，健康码等技术的运用只是为了方便疫情防控，并不新设对于公民权利的限制，同样也不减免对行政机关的义务要求。新技术的能力越大，越要求行政机关更加谨慎地对待，严格按照法律要求使用。行政机关不能沉迷于技术带来的巨大能量，就像公安机关配备枪支，但是对于公安干警来说，这带来的不仅仅是依法开枪保卫人民的权力，更加是严格枪支管理的义务和责任。

第二个层面是，对数字技术的治理并不是抵制新技术，反而更加需要通过技术来治理技术。技术的发展是客观事实，无法回避。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可以用于治理社会问题，更应该用于治理行政权力本身。在数字政府发展中，应当通过数字技术来约束行政权力。比如健康码管理中，应当做到个人信息处理全流程留痕和可审计。数据来源哪里？谁进行的操作？操作理由是什么？数据审批者是谁？安全审批者是谁？业务审批者又是谁？这些信息应当全流程留痕。而对于存在违规风险的操作，应当自动提示和警告，并抄送相关监管部门审核。

本次风波中，有报道提到，河南省卫健委一位工作人员此前表示，从外省抵达河南，赋码工作由“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负责，在省内流动时，赋码工作则由市一级大数据管理局负责，卫健委没有赋码权限。而郑州市大数据管理局称，此种情况属于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负责，相关工作人员表示，郑州疫情防控指挥部下面有一个社会防控部，是健康码管理的直接机构，制定赋码的规则，赋码、解码由该部门负责。

这似乎就出现了“踢皮球”的端倪。对于这种情况，应该通过对于健康码操作的“痕迹审计”，快速寻找到问题根源，防止推诿。

第三个层面是，需要针对性的完善新技术治理的新制度。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中规定了目的特定原则，对于健康码中涉及的敏感个人信息，不应当列为共享信息，应当作为专门目的使用。健康码管理部门既不能把健康码中的敏感个人信息违法提供给其他部门，也不得接受其他部门的指示擅自修改健康码——这种指示既超越了其他部门的职权，健康码管理部门自身也无权基于防疫以外的理由修改健康码。

又比如《个人信息保护法》还规定了个人有权要求个人信息处理者对自动化决策的规则作出说明。健康码管理部门应当对健康码的赋码规则予以说明，且只能基于赋码规则予以赋码。这些新技术治理要求都需要具体的新制度的建设与落实。

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马颜昕

（华南师范大学法学院研究员、数字政府与数字经济法治研究中心主任）